1950年4月，黑龙江省文教厅成立视察一中小组。组长是副厅长梁志超，共6人，我是其中一个。我是借这个机会与张元士相识的。他时年27岁，是数学组的教员。好唱歌，好打篮球，喜群乐业，并肯于政治追求。业务强，教学认真。是一中教员中的尖子。但他的政治追求一直得不到学校领导的支持，他照样工作，从不退缩。他这个劲头，实在令人感佩不已。

在视察工作中，听说他是伪满新京工作大学毕业的学生，父亲是伪满警佐，家庭成份对他压力很大。在我们与他的接触中，从未感到他有什么顾虑，他照样积极，照样玩，照样说说笑笑，工作组的同志都喜欢他。由于当时的形势，他追求入党，追求政治，一时得不到支持，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最艰难的处境，可元士毫不退缩，从不说怪话。年年如此，日日如此，感人，感人！

　　1952年，他感动了文教厅，他虽不是党员，仍在有数的人选中，被选送入东北教育学院，他是唯一没有共产党员身份而被列为黑龙江省教员标兵与培养对象的。他回来后，仍是一中教员，他仍不讲价钱，照样埋头苦干。他是一个有信念的人，求进步，永远向前看，从不回头看身边的侧影。我与他相处60来年，从未听到他说过怪话。这一点，惊人！

第二章

　　1952年，黑龙江省文教厅、工业厅和人事厅共同举办技术教育，商定先办一所高职学校。文教厅就把张元士从一中调到了厅里。因为技术教育怎么办？课程设置都不太懂，文教厅急需要这个人了。他成为一人才了。由高职到化工，由化工学校到化工学院，都是经张元士一手起家的。有了大规模学校，大干部调入就有了用武之地。齐齐哈尔有了理工大学，技术教育有了声势。

　　毫不夸张地说，齐齐哈尔技术教育与理工科大学的发展，张元士是齐齐哈尔的第一人，他是唯一的老臣。在元士83岁生日那天，以唱江华为首的聚会庆祝，唱校长就说过这个话，我为元士感到无比的痛快，我朗读了我为他写的《生命之歌》。唱校长在聚会上讲了话，在场的有医学院的邱书记，有师专的薛校长，都为他祝了寿。唱校长说：“今天来庆祝张老师诞辰的人，我们都是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唱校长的讲话，我的诗，都使他特别的高兴，他讲了话，特别提到《生命之歌》，对我倍加感谢，引起唱校长两次为我倒酒，由此我深知这些人对他的爱戴是何等的深切：张元士不但培养了唱校长、马立群这代人，连王墨林校长也是他一手栽培的。当墨林当了正校长，而他仍然是副校长时，他照样工作，从不发牢骚，他的人格是何等的高雅！唱校长说：“张老师不但创办了化工学院。没有化工学院也就没有齐齐哈尔大学，他为齐齐哈尔发展理工大学与技术教育的贡献是独特的。没有他，也就没有我们。”的确，他是老臣，无人能比。离休后，在他生日这天，他非常快乐，饮酒，跳舞，看到他对生命的欢乐是何等的动人！

第三章

　　离休后，张元士从不想对自己的工作就此罢手，他尽量找工作来做，不管干什么工作，只要用得着他，他就干，不撒手。他先写院志，日日夜夜的忙，不讲价钱，院志忙完，又办学。办学完了，又办齐大老年科协工作。他对民盟的工作从不撒手，民盟的大事小事，他都积极向前，对民盟工作的关心非常深切。

　　齐大副校长李荣深对我说：“张元士离休后没闲着，没工作自己找工作，这位老校长的精神太感人！”的确，他离开人世时，仍有工作在身，他是不想走。“这样的老同志能有几人呢？”（李荣深语）张元士离休后，没有一天不工作，想事情，写文章。党、盟的各种会，都少不了他，他主动贡献自己的一切。写文章，献策，出主意，忙不撒手，仍是不舍心不舍力啊！真是生命不息，贡献不止！

　　他家的办公桌的摆设宛然表现他活生生的在工作。他与我说：“人活着的标志是工作，没有工作还有什么活着的标志？我是好（去声）玩，可工作对我来说，没有工作，我就没有玩的志趣。”的确，对他来说，有了工作才有玩与游的雅兴。

第四章

　　元士喜群乐业，到老年仍是如此，他的朋友很多，但他的朋友对他都很真诚。金呈祉先生每每在公园或者在路上，都要向我打听张元士近况如何。李荣深见到我就说：“张校长知道咱俩友情深，他常常说他与你的友情更深。”话不在多少，真是老情深深。他看见衣俊卿给我的信，我给衣俊卿的诗，他写在纸上，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

　　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左右，我拿上罐头去看他，我给衣俊卿的诗仍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当他送我回家，我们一起走到万米楼时，他紧紧抱了我一下。他既没说话，也没有什么表情，这是何等不祥之兆？元士的朋友很多，我的一些老同志与老朋友也都与他很要好，如陈俊生、马奔、王墨林等人。

第五章

　　民盟换届时，张元士在会场见到了我，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仍是情绪勃勃，他说：“咱俩还能为民盟做一届工作，咱们要出力啊！”他既是大学离休的校长，又是社会显达，省市的要人都把他当做俊杰，大会小会都少不了他，他仍然关心着民盟的换届工作，他向我一再介绍新的主委。所以我一见到新主委，什么顾虑也没有，想方设法使民盟工作有新的起点。这次换届他做了很多工作。盟市委《齐齐哈尔盟讯》一约我写文章，他总要写一篇，而且写得思绪缕缕，不忍罢手。我说：“你的文章虽然很长，但内容深深，有历史性，不可忘记的历史。齐齐哈尔盟史在他的笔下，它年成为重要的文献。”

　　说到“文献”二字，他说：“不可不可，说得过头了。”他像孩子一样，又谦逊，又不满意自己的力气。他既肯于工作，又不想出风头，他总认为自己的工作有用处，有益于当代，有益于将来。

　　元士对民盟工作一派真心。